张顺革
2009-12-31
1951年11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领导下，中共湖北省委带领全省人民在党政军民机关内部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是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根本目的是惩治腐败，拒腐防变，实质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次运动清除了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损害人民利益的“三害”，依法惩处了贪污分子，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精神污毒，有力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初步成为新社会的新风气，从而改善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激发了广大城乡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场运动开创的50年代良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对现在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一、“三害”产生的原因 建国之初，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三害”现象的大量存在和蔓延，原因是多方面的。薄一波曾指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大批发生，而又长期得不到克服，主要原因是缺乏党章上所规定的应有的民主生活，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甚为严重，高高在上，虚浮骄傲，死气沉沉，因而得不到群众的教育和监督。① 其次，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各地的党政军机关留用了为数众多的旧人员。仅湖北省省直机关接收旧职员5429人，武汉市接收公教人员及职工约4.2万人，各企业技术部门的员工几乎是全部留用，国民党政府公安部门被留用者达68%。由于这些旧人员长期为旧中国官贵民贱、奢侈浪费、贪污腐化之风所浸染，积习颇深。解放后虽经教育但尚未得到彻底改造，所以一有机会便旧病复发；有些人虽身在人民政府，但不思改悔，我行我素，利用各种方式肆意盗窃国家的财产；有些则是混进或受不法资本家派遣打入机关内部的“坐探”与“内线”，里通外联，狼狈为奸，时刻寻机进行破坏和捣乱。 第三，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一些不法资本家，当他们唯利是图的愿望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向无产阶级的领导发起进攻，其方式就是使用“糖衣炮弹”，在党政军机关内寻找靠山，培植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用贿赂、请客、送礼、美色诱惑等手段腐蚀拉拢干部。而思想意志薄弱者，或刚参加革命工作没有经过系统思想教育的人，受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好逸恶劳思想的驱动，便成为他们的俘虏和代理人。 第四，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的城市，由在野党成了执政党。随着形势、环境、地位的变化，一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没有经得住胜利的考验。他们进城以后，摆阔气，讲排场，耍干部气派，置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在党内兴起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不正之风。这些人为了满足铺张的欲望，肆意滥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走上了贪污受贿的道路。刘青山、张子善便是这样的典型。 第五，新中国初期“三害”现象的普遍存在，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必要的法律法规尚未确立。虽然有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但其中的规定都是原则性的，完备的法律制度在当时还根本没有制定出来。由于存在必要的法律法规“真空”的现象，从而社会成员的一些具体活动主要是受道德约束。特别是各级人民政府缺失严格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使党政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就使得有权的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成为可能，并且权力越大，谋取的私利也就越多。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严重存在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三害”在经济方面的最大危害是大量地浪费国家的建设资金，败坏国家的建设事业。革命虽然胜利了，如果没有必要的资金，就不可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更谈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三害”在政治方面的危害，就在于它使党、政、军、民系统的一些干部逐渐被腐蚀，因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直至脱离革命。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残存的封建文化的糟粕和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还占据一定的市场，时时处处在侵蚀着人们的思想灵魂，侵蚀着新中国的肌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会从共产党内部腐蚀、瓦解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最终葬送这个政权。 湖北的“三反”运动，在党中央领导下，从1951年12月开始，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广泛发动党内外群众，号召有问题的人坦白交代，开展大规模的检举运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支持和群众威力，在斗争中注意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同时组织专门小组，对检举和坦白交待的材料对证、核实、定案，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其间，经历了发动学习民主检查、集中反贪污斗争、定案总结和建设复查等阶段，到1952年9月结束。在进行“三反”运动的同时，对资本家的种种违法活动进行一次主动的出击，发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二、湖北“三反”运动的经验 湖北的“三反”运动虽然过去了50多年，但是，“三反”运动中，在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犯罪现象作斗争，在坚定惩治腐败、防止腐蚀、从严治党等方面所留下的宝贵经验，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却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与此同时，“三反”运动的开展，也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一次廉政建设，加强了党组织的团结和战斗力，为今后的廉政建设积累了不少的经验。 湖北省的“三反”运动和全国各地的“三反”运动一样，成绩是伟大的，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全省（不包括武汉市）查出的10541人有问题的人员，其中受刑事处分者占6.7%，其余的93.3%只给予不同的行政处分或不给处分。武汉市在“三反”运动中查出的12699名有问题的人员，除个别专案外，其中受刑事处分者占2%，不以贪污论处者占73.2%，其余分别给予行政处分。对每个贪污分子的确定都是十分严肃慎重的，从始至终都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争取做到不冤不纵。对每个贪污分子的处理，都是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惩治贪污条例》的基本精神和条文规定进行的。根据全省统计，通过各级组织的复查处理，亿元以上的由原来的800人下降到122人，仅为原数字的15.25%，全省完全打错者72人。 “三反”运动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长期斗争的胜利的初战。通过“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分子，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反”运动也是一个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它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树立了新社会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风气。 第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三反”运动中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几十年之后，人们记忆犹新。当时，有人认为刘、张过去有功劳，向毛泽东请求，不要枪毙他们，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② 第二，“三反”运动开始后，从上到下各级干部都非常重视，都亲自领导参加，充分发动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群众是“三反”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群众的积极参加是“三反”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李先念、刘建勋、王任重等省委领导经常到各地调查研究，及时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参加各地组织的群众大会，利用各种不同场合讲解党和政府的政策，启发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发出号召，要求贪污分子和不法的资本家迅速坦白，也希望广大群众能检举贪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正是有这样的态度和行动，在各级干部的带动下，充分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运动在全省各地迅速地展开，贪污分子不断地被发现，不法资本家的犯罪行为也不断地被揭发，群众的斗争热情日益高涨，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局面。 第三，经过“三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党政机关内部工作人员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打击了不法资本家所具有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行为，为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向社会主义过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反对腐败，提倡廉洁。这是由她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由她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目标，由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早在1926年7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央政治报告》就对国共合作形势下发生的党员腐败问题敲响警钟，指出自1925年10月扩大会议以来，“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表现之一是“负责的工作同志，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因此，纵然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流弊）。” 1926年8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第一个反腐文件--《坚决清洗混入党内的投机腐化分子》，要求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然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党内，必定会使它的党陷于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③从那时到“三反”，从“三反”到现在，中国共产党都在坚持不懈地与腐败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不能满足，因为“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消除”，只有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同时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才能逐步消除腐败现象。 第四，“三反”运动不但打退了资产阶级用“五毒”行为向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而且大大地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深刻地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党采取在党内除“三害”与社会上反“五毒”的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使全党上下受到一次生动而深刻的反腐防变教育、马克思主义教育、党性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免疫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了党在各项事业中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同时，“三反”运动也是全党做的一次伟大的统战工作，划清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为向社会主义过度打下了基础。“三反”运动不仅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而且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而最大的胜利是教育了干部。 第五，在“三反”运动定案处理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对大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立功自赎者，从宽处理；对少数情节严重恶劣或隐瞒欺骗、拒绝坦白者，应从严惩治；对浪费问题亦应以严肃的态度，分别情况，予以适当解决，以教育干部，团结群众。1952年5月9日毛泽东在代为中央起草转发的一个文件的批语中指出：“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④在运动后期，由于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使真正的贪污犯罪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使绝大多数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这不仅达到了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的目的，也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而为“三反”运动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六，开展斗争必须与建设相结合。反腐败斗争必须同经济建设相结合。“三反”运动正处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的重要时期，这要求我们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正确处理反腐败与经济工作的关系，只有紧紧围绕经济建设，都能保证反腐败斗争的正确方向。“三反”斗争中，我党始终以恢复发展生产为出发点，既有总的指导方针，又有一整套具体政策，强调运动先经过试点，分批进行，不使运动妨碍春耕生产和经济活动。因为经济建设与反腐败斗争是密切联系的，离开反腐败斗争，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同样，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反腐败斗争也是搞不好的。反腐败斗争还必须与制度建设相结合。腐败现象错综复杂，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因此，反腐败不是权宜之计，不能简单突击一阵了事，必须立足长远考虑，从根本上着手，尤其是要在廉政制度的建设和监督机制的完善上下功夫。“三反”运动结束时，中央要求各单位建立工作、学习、生活的新制度，以期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制度上保证清除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污毒。同时，根据“三反”中暴露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建立新的财务制度、基本建设制度、人事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等，从根本上制约了腐败现象的滋长，为五、六十年代良好的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奠定了基础。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严肃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才三年，为什么就有那么多共产党员违法违纪，甚至蜕化变质？除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严格和犯错误干部思想品德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党的组织工作自身还存在哪些问题？ 第一，有些党组织发现党员干部有违犯党纪的错误，没有正面地、及时地提到原则高度予以批评纠正。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不宜继续担任原来工作的高级干部，没有采取严肃坚决的态度将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对党员的要求不高，监督不严，造成了党的纪律松弛，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更加发展。 第二、有些党组织只从上面了解干部，不从下面听取群众的反映，只看干部的历史材料，不管干部的发展和变化，只听干部本人的谈话和报告，没有从深入检查工作中了解干部的思想品质和工作能力。党的组织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了不能及时发现问题，甚至给那些坏干部采用不正当手段骗取上级信任以可乘之机。 第三、有些部门的领导在革命胜利之后存在着单纯技术观点，忽视政治，放松了党的领导和党内的思想斗争，失去了对资产阶级的警惕性，也是造成干部违法乱纪严重的一个方面。 三、湖北“三反”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因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三反”运动也不例外。分析和指出这一运动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今天以借鉴，而不是苛求和指责前人。“三反”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运动的性质上把“三反”看作是阶级斗争。在“三反”运动中，中共中央把“三反”运动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把“三反”运动看作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场政治较量。仔细考察一下“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三害”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党政军机关内部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犯下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大量的都是属于违纪、违规的问题，只有少数大贪污犯是属于违法犯罪。尽管任由腐败现象蔓延下去，有毁掉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危险，甚至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但是犯有“三害”行为的党员、干部以及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主观目的并不是要想毁掉或推翻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他们贪污浪费最直接的目的是贪图享乐，借机发财。因而，20世纪50年代初期党领导进行的反对“三害”的斗争，还不宜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但事实上，我们党是把“三反”斗争当作阶级斗争来领导的。 第二、在斗争形式上依靠大规模的群众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三反”运动，主要是以党的政策为指针，采用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的形式进行，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一是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把“三反”斗争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取决于新中国当时法规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三是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工作经验。在“三反”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惯用的工作方法，大规模的工作任务一般都是靠群众运动来完成的。因此，用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反腐败斗争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采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三反”，也有其严重不足：一是容易助长轻视法制的心理。董必武曾说：“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⑤二是群众运动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利于人们宣泄一时情绪、发挥一时需要的弊端，致使运动不会在符合国家最大利益即法制与非法制之间的临界线上自觉地停下来而不超出法制的轨道。三是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反腐败，容易导致把反腐败的斗争搞成突击性的政治运动，从而忽视进行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制度化的反腐败。事实上，腐败问题是一种深层的社会现象，不管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管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权还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权，只要有公共权力存在就有腐败现象的发生。只有在法制的轨道内进行坚决的反腐败斗争，使反腐败斗争制度化，才能保证惩治腐败的斗争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并收到良好的反腐效果。这也应是“三反”运动提供给今天的一个教训。 第三、在“三反”运动高潮中，曾经出现过斗争扩大化的苗头，伤害了一些同志，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为此在1952年5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文件上加了一段很重要的批语，强调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⑥因为采取了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地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所以保证了“三反”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取得重大的胜利。 虽然在“三反”运动中，出现过一些问题，但它对新中国各方面的建设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三反”运动是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胜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次伟大的运动，它不但对于全部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对于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思想与风俗上均直接发生了深刻的重大影响，同时也推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工作更顺利、更有力地前进。 “三反”运动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但它的政治、社会影响是深远的。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的实践也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一次“三反”运动，不可能彻底消亡“三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视、不能放松，尤其要把根除腐败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懈破解的历史命题。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4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 ③ 陈文斌：《中国共产党兴廉反腐录》第3页。西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4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⑤ 《董必武选集》，第4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4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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